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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律师使用媒体问题漫谈

日期:2016-06-16 / 人气:109 / 标签: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垄断现象弱化,刑事律师使用媒体的自组织化现象逐渐显现。刑事律师使用媒体,更多的选择自媒体而非传统媒体。一方面是由于自媒体进入门槛低,但却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舆论爆发力。以微博为代表,关注、评论、转发等功能的设置,使得信息的传播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影响,经过不特定群体的多次扩散,突破某个人或某类人特定的社交圈,最终形成错综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统媒体的限制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传统媒体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具有社会公信力的官方媒体,更加不可能为普通的律师所使用。并且传统媒体的反应速度慢,审查严格,传播方式单一、线性、自上而下、可预见,也是导致刑事律师更多选择自媒体作为发声媒介的原因。
 
当然,在自媒体传播中,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拥有如上的优势和能量。自媒体领域,“舆论领袖”被置于核心地位,其他的声音往往仍然会被淹没。刑事律师选择自媒体,源于此群体在案件讨论中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很高。
 
在一项对微博意见领袖的调查表明:在不同职业群体的意见领袖中,律师是每日微博发稿数量最高的群体,“律师”又是各界意见领袖们提及频率最高的职业。此调查数据说明,律师本身就热衷于参与社会讨论并在社交平台上发声,一方面因为律师或多或少希望依托社交媒体扩大知名度,另一方面因为律师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和参与的案件能部分体现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容易引发社会各界的思考和讨论。并且,律师由于具备一些固有的职业特质,比如能言善辩、逻辑清晰、有理有据等,他们的表达在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概率非常大。
 
参与诉讼的律师通过微博、博客等自媒体发布有关案件的信息和意见,与专业媒体传播案件信息和意见在性质上和作用上都是不一样的。专业媒体经过一定的编审程序,发布报道需要兼顾不同渠道的信息,特别是注意发布来自官方的权威信息,客观公正是专业媒体的重要规范。而律师的任务就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刑案辩护律师的任务就是依法提出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的材料和意见,所以只能是单方面的、有倾向性的。律师的自媒体言论与普通个人更不一样,律师不仅是法律专业人士,而且依照法律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以及自行调查取证,他们的意见和信息被认为有可信性,会受到充分注意,还会被专业媒体直接作为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使用。许多律师微博拥有众多关注者,影响力大大高于普通个人。
 
运用自媒体开展辩护工作,最早起源于“北海案”。在该案中,杨金柱、陈光武、朱明勇等多位律师将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作为重要战场,不仅披露案件进展,而且揭露公检法机关存在的违法问题。有学者总结到,“北海案”后,微博成了中国律师交流案件情况,引起社会关注,影响舆论,在诉讼中争取有利地位的重要渠道之一。甚至进一步衍生出了“死磕律师”的概念,成为在自媒体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刑事律师为实现个案辩护的目的,通常在近用媒体的过程中,会表达如下内容:通报案件情况,特别是特定节点的案件信息,揭露办案机关存在的程序和实体问题,例如刑讯逼供、讯问过程中未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超期羁押、采取不当的刑事强制措施等,披露案件其他信息,例如被害人的相关情况等。
 
律师近用媒体,还有可能是为了保障自身的职业权利,包括披露司法机关不当限制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为,例如不让律师会见、不让律师阅卷、对律师自行调查的证据不进行法庭举证质证等,并且声援受到不公对待的律师同行。如果是为了律师行业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局限在特定的案件中,律师反而会因为相对置身事外、观点更加客观中立,从而取得较好的媒体效果。
 
刑事律师群体很多具有推动司法进步、促进法治进程的天然使命感。在使用媒体的过程中,可能是这种天然的使命感引导,刑事律师往往不会仅仅局限于对个案的分析,而是将此案放入宏大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强调特定案件的处理方式与司法公平正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律师只是为了拔高立意,获得民众的关注。我们都应当明白,法治进程的推动与诸多因素有关,必然不会因为某个律师承办的某例案件有巨大的转变。但也不得不承认,每一例案件的处理方式才能构成整体的司法运行模式,每一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而且,在中国司法进程中,也确实有某些特定的案件促成了重大的转折和进步。以个案为切入口,挖掘在个案中有突出表现的普遍性问题,进一步追问问题产生的根源,希望以此方式,引导舆论关注,为推动法治进程提供民间意见思考,也是律师使用自媒体的一种方式或目的。
 
为何会出现使用自媒体实现上述目的的情况,有很多深层次因素,与目前的司法制度、律师的执业环境等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第一,刑事律师选择媒体开展辩护,是正当法律渠道被堵塞后的无奈之举,根源在于刑事律师的辩护权利被不当限制甚至剥夺。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律师的地位不断提高,执业环境也得到较大的改善,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司法机关限制剥夺律师权利的现象,比如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甚至有 “走投无路”的感觉。在此情况下,律师将自媒体平台作为权利行使渠道:一方面通过曝光办案机关的违法行为,以期得到其重视和警醒,为下一步沟通赢得有利话语权,另一方面通过向外界讲述案件事情,为委托人一方获得舆论上的支持声音,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承办机关的观点看法。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刑事律师选择媒体有一定的无奈意味。在自身权利体系建立健全,并能得到充分贯彻执行的情况下,相信很多律师更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完成法律服务,毕竟法律圈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
 
第二,刑事律师使用媒体开展辩护,客观原因在于律师个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充当“意见领域”的角色。律师相对于一般公众,对社会事务有更强的参与和表达欲望。一方面,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社会民众有了解案件事实、诉讼进程的需求,而传统媒体又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刑事律师使用媒体通报案件情况的行为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在一定意义上讲,律师自媒体替代传统媒体行使了部分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刑辩“功夫在庭外”的理念得到刑事律师的广泛认同,而有效辩护的辩护方式也逐渐显现。如何实现有效辩护,自媒体的使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使用媒体实现包括辩护工作在内的诸多目的,有其正面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
 
正面作用包括:
 
首先,弥补了当前法治环境下刑事律师辩护权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案件向着对当事人有利的方向发展。只要律师使用媒体的时候不是哗众取宠,有明显的炒作嫌疑,而是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指出办案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般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肯定,也会督促办案机关改正自身行为,积极听取律师意见,通过与律师的良性互动,重新塑造正面的形象。如果只是一味地妥协或者仅仅靠自身的力量试图说服,往往难以取得显著的效果。因此,通过媒体开展个案辩护,是在中国当前重视社会舆论、社会稳定的国情下,可以采取并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办法。
 
易胜华律师曾在论坛中表示:“在我们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律师以及律师职业以外的人谈及刑辩是不是很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公权力非常强大,他们是否会采纳律师的意见?其实公权力和律师之间的这种强弱之势是可以互换的。在特定环境下,公权力非常强大,律师相对弱小。但是,在另外一种环境下,我们律师是占有优势地位的,而公权力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促成这种转化发生的转化剂就是舆论。互联网给我们律师辩护带来了新的机遇。我认为,当我们在办案过程中遭遇到公权力的严重违法行为,而且我们的刑事辩护陷入困境的时候,如若不去勾兑,唯一能破局的办法,只能是借助舆论。所以,我认为舆论是公权与律师辩护权强弱转换的转化剂。”
 
其次,在客观上发挥了舆论监督及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媒体对于政府机关包括公检法机关具有监督的权利,而刑事案件领域,若出现徇私枉法的现象,就有可能造成冤案,危及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益,后果非常严重。对该领域的监督也就特别重要。但是由于信息获得渠道受限,媒体及民众无法掌握案件的相关情况,就造成了监督的真空地带。近些年曝光的很多冤案,不得不承认与办案过程中缺乏监督有很大关系。冤案的事后平反由于涉及公检法三方的责任追究,通常会变得异常艰难,更加显示出在办案过程中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律师因为参与案件并且熟知自身权利,可以明确指出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敦促司法机关予以改正,客观上推动了司法机关公正处理案件。而且在近用媒体的过程中,刑事律师也生动地传播了法律知识,起到了面向不特定公众普法的作用。
 
负面影响包括:
 
首先,造成舆论审判的后果,不当地冲击政府机关公信力。舆论的发酵过程具有一定无序性,民众多数没有深厚的刑法理论知识,对于某些刑事概念的真正含义也知之甚少。律师如果运用语言技术,有意地吸引受众眼球,很有可能造成对政府机关的不实评价,甚至造成舆论审判的恶劣后果,损害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践踏法律尊严。刑事案件程序的安排有其内在的逻辑原因,是立法者综合考虑后所作出的选择,维护的是长远的、广泛的、根本的利益。在正常的刑事案件程序中,大部分诉讼参与人都是熟知法律规定及各自权利义务的,之所以赋予律师比普通民众更多的权利,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律师突破了刑事案件限定的程序和范围,使不特定的民众介入案件中来,就会打破这种由法律共同体组成的平衡体系,造成很多不良后果。在个案中,媒体审判可能客观上有利于被告人一方的利益,对于辩护律师来讲,是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媒体审判损害的是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刑事律师难以预料,在自己承办的下一个案件中,就不会出现被害人一方利用舆论,最终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其次,由于刑事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时,其辩护权本质上来源于委托人,正因为获得了当事人的委托,才能开展后续一系列的辩护工作。因此,刑事律师服务于委托人的身份和定位,加之《律师法》对其工作职责的规定,决定了刑事律师在使用媒体时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立场的,而无法做到完全中立(中立也并非其义务)。但是,普通受众可能并不会考虑那么多,由于办案机关陷入“塔西佗定律”,或者部分受众曾在诉讼中遭遇到不公正待遇,刑事律师批评办案机关的言论、对于案件事实的讲述,很容易被普通受众当作是正确的、真实的。事物的真实性无法一概而论,刑事律师释放的信息是真实的,但极有可能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事实有时就是错误的。如果刑事律师近用媒体形成一定规模,严重地讲,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普通民众的误导,割裂社会阶层,加剧社会矛盾。
 
再次,对于刑事律师自身,其一旦启动并卷入了媒体的漩涡,通常无法控制舆论的走向,有时不仅无法取得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效果,还有可能增加自身面临的职业风险。近期出现的律师使用媒体案件,比如药家鑫案、林森浩案、李某某案、南京虐童案,律师都采取了借助媒体力量推动案件走向的策略,但都没有因为律师使用媒体而发生舆论的反转,反而招致一片骂声。在药家鑫案中,律师最初与媒体过多的接触,导致被害人家属强烈的心理不适和反感,进而错失了与被害方家属协商赔偿调解的最佳机会。而李某某案的律师们最初也过多地接触媒体,导致最后社会舆论和媒体流于疯狂的自运转,在人们“仇官”、“仇富”、“仇星”的大背景下,民众的实际想法与李某某案律师们希望引导大家产生的想法背道而驰。自媒体虽然是律师可以控制的,但舆论的走向是不可能完全随着律师的意愿发展的,使用媒体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蕴含着复杂的因素,在偶然性、随机性中也有必然性,只有准确把握形势,善用媒体,才能引导必然性因素,获得较好的结果。
 
最后,部分刑事律师在使用媒体时一贯的方式和毫无新意的话术,也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影响,来自司法机关,甚至来自律师同行。曾有一位检察官说道:“其实我们还是欣赏和尊重有水平的律师的,也很乐意和这样的律师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说得有理的,我们肯定充分考虑。可是你们大多不务正业,有水平的太少,有些人就靠撒泼打滚、骂街,来搏眼球、挣大钱,让我们瞧不起、看不惯!”这名检察官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部分喜欢使用媒体开展辩护工作的律师,而这段话却又恰恰反映出,单纯靠近用媒体的方式,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办案效果,反而招致办案机关的反感,不利于案件的推动。
 
刑事律师使用媒体,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必要性,并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诸多负面影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注意,防范避免。

作者:王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