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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通缉令”的中国司法实践

日期:2016-04-29 / 人气:102 / 标签:

  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出入国、边境,成为很多中国公民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一些人,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在面临刑事风险的时候,选择了离开中国,去境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生活。尤其是重大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中,这种做法已经日益普遍。但是,红色通缉令却是让外逃涉案人员无法释怀的梦魇。
 
  为了打击跨国犯罪,追踪、拘捕和引渡外逃人员,中国于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并成立中国国家中心局。中心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查外逃犯罪嫌疑人。
 
  本文作者结合多年的观察和办案经验,尝试对红色通缉令的国际运作及其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做一个简单分析。
 
  一、什么是红色通缉令
 
  严格地说,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并不是“通缉令(Wanted Order)”,而是一种信息提示。中文准确表述应为“红色通告”,是国际刑警组织五种颜色(蓝、绿、黄、黑、红)的通告之一。之所以用“通缉令”来表述,是因为它带有一些通缉令的特征,容易被中国公众理解。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Rules on the Processing of Data)第82条规定,“红色通告”是应国家中心局或其他机构的要求,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电子警示。它的作用是寻找被通缉人的位置,以引渡、自首或其他法律行为为目的,将其逮捕、拘留或限制自由。很多国家认可红色通告具有“临时逮捕令”的作用。
 
  红色通缉令的启动程序在于成员国内部。当国内对某个犯罪嫌疑人刑事立案并发布逮捕令,而此人有可能不在该国境内,需要寻求国际合作时,该国的国际刑警国家中心局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系统,申请发布红色通缉令,由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秘书处总秘书长审核签发。
 
  红色通缉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信息共享系统,传达至所有成员国。启用该系统的成员国执法者在国、边境等处核查人员身份情况时,可以及时发现在逃人员。部分红色通缉令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到,但也有一些红色通缉令不对公众开放,而是只提供内部查询。许多人是在被逮捕时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红色通缉令。有些国家机关也会因上了红色通缉令而拒绝授予此人签证,甚至会立即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
 
  二、中国发出的红色通缉令
 
  从1984年9月至今,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已有30年,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总数在1100份左右。每年大约30-40份。这近千份红色通缉令里,80%左右的通缉对象涉嫌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暴力、毒品等犯罪近年来略有增加。
 
  这1100份红色通缉令的数量,相比我国外逃犯罪嫌疑人的数目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社科院2011年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事业单位、国企高管,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工作人员,外逃、失踪人员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资金超过8000亿人民币,这是有据可查的公开数字。如果算上无法统计的未被披露的外逃人员,中国红色通缉令的发出率还会更低。
 
  对其他外逃人员未签发红色通缉令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首先,红色通缉令发布的前提,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对外逃人员已经刑事立案并批准逮捕。在中国,由有管辖权的各级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呈报国际刑警组织的文件材料,相对境内办理的其他刑事案件而言,对证据和定性的要求会高很多。嫌疑人外逃,一般会导致证据的搜集取得存在困难,从而影响到刑事立案和批准逮捕。
 
  其次,并非每一个被刑事立案并批捕的外逃嫌疑人都会被申请红色通缉令。国内办案机关只有在认为必要时才会层层上报,通过隶属于公安部刑侦局的中国国家中心局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申请。如果中国所有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都提出发出红色通缉令的申请,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将为中国的事情而焦头烂额,承担巨大的工作量,整天忙于处理中国的事务。这显然不现实。所以,中国的司法机关必然会从外逃案件中选择影响较大、情节恶劣、情况紧迫的案件呈报,而不是全部上交。
 
  再次,由于东西方社会制度、司法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际刑警组织对中国中心局提出的申请也并非来者不拒,秘书长会着重审查是否以法律追诉来掩盖政治目的。经过秘书长审核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对一些存在争议的申请,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或者驳回。
 
  三、红色通缉令的执行情况
 
  国际刑警组织报告显示,2011年度全球范围内有7,958人因红色通缉令而被捕。中国新闻媒体也广泛报道因红色通缉令发现在逃人员,并成功引渡回国受审的案例。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总体执行情况并不太好,被红色通缉令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很多都没有被抓回来。除少数案例外,官方至今没有发布通过红色通缉令进行有效抓捕的详细数据。
 
  红色通缉令的执行效力与各国的法律政策、移民政策、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及司法合作有着密切关系。国际刑警组织本身并不是国际警察局,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它没有逮捕权、侦查权或起诉权。红色通缉令发出后,各国依据其国内法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措施。国际公正审判组织(Fair Justice International )的调查显示,某些国家,比如英国,就不认为红色通缉令是实施临时拘留的有效法律凭证。但其他一些国家,如格鲁吉亚、西班牙、意大利、波兰、黎巴嫩认为:红色通缉令在该国具有拘留证效力。美国国家中心局一份文件称:约有近三分之一的成员国认为红色通缉令在国内具有“临时拘留证”效力。
 
  一些西方国家在积极参与打击国际刑事犯罪的同时,极其注重本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并积极维护西方的人权标准。在对待红色通缉令问题上,往往要求附加本国的司法和人权标准的审查。
 
  美国与英国一样,认为红色通缉令不是在美国领土实施拘留的有效凭证。如果是以引渡为前提的逮捕,首先,需要由国际事务部门决定,该红色通缉令中所涉罪行是否符合美国引渡程序要求。也就是说,要看红色通缉令的发出国和美国之间是否有引渡条约或协议,该罪行是否符合引渡条约或协议的规定;该部门认可之后,由检察官申请签发一份国内逮捕令;此后如法院发出引渡令,也需要美国国务院最后做出引渡与否的决定。
 
  在我们办理的案件中,美国FBI曾持红色通缉令对中国国籍的被通缉者进行询问,在得到被通缉者合理解释之后,并未对其采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说明,有些时候,红色通缉令的强制效力不如本国境内的通缉令,所在国的执法人员对案情还有一个调查了解、认识接受的过程。
 
  这就意味着,红色通缉令在境外的执行,并不像在中国境内自己发布的通缉令,比如公安部“A级通缉令”那样得心应手,所向披靡,而是要经历一整套比较繁琐的法律程序,也需要花费相对漫长的时间过程。而且,有时候未必能得到他国的积极响应。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余振东,是中国申请红色通缉令从美国引渡回国的成功案例。案发后,余振东等人于2001年10月12日经香港逃往加拿大、美国。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10月15日开始对开平案立案侦查。2001年11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一年后,余振东在洛杉矶被美国警方以根据红色通缉令审核后签发的“国内逮捕令”拘押。2004年2月,余振东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受审,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判处144个月监禁。根据余振东与美方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美国政府把余振东遣送回中国以前,应从中国政府得到关于余振东在中国起诉和监禁的相应保证,即: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的话,应当被判处不超过12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不得对余进行刑讯逼供和判处死刑。
 
  余振东等人的犯罪金额高达4.83亿美金,折合人民币数十亿元。按照中国法律及以往类似判例,结果必然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根据中国和美国就该案引渡达成的协议,余振东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恰恰和美国联邦法院对他的判决结果相同。余振东案说明,由红色通缉令追捕回中国受审的外逃人员,有时候会出现最终结果与国内以往判例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当然,红色通缉令在各个国家的执行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红色通缉令的执行力度。
 
  在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亮点”茶楼经营人王婉宁等人涉嫌拐骗妇女、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行为。王婉宁闻风潜逃国外,先后躲藏到奥地利、菲律宾等国。2009年11月17日,国际刑警组织应中国国家中心局的请求,发出“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和“司法协助请求书”。2011年3月30日凌晨,中菲两国警方联手将躲藏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中国城某快餐店的王婉宁抓获,并快速办完引渡程序,于3月31日引渡回国。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013年8月12日,上海保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公司顾问江杰已离境,有携款潜逃嫌疑。中国中心局很快申请到“红色通缉令”,向190个国际刑警成员国发布协查通报,特别对斐济及其周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进行了情况通报。8月17日,中国警方收到斐济执法部门的回音。8月19日,陈怡、江杰两人在斐济执法部门的协助下,被中国警方抓获回国。从案发到落网,不到一周时间,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
 
  山东“济正集资案”主犯龚印文、范洁聪于2007年9月案发前潜逃境外。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龚、范2人潜逃后,先后在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藏匿。公安机关派出追捕工作组,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渠道开展境外追逃工作。2010年06月,公安部宣布,经过中国和马来西亚警方的执法合作,因“济正集资案”潜逃境外两年多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龚印文、范洁聪日前在马来西亚落网。
 
  为什么在以上三起案件中,红色通缉令可以收到如此明显的境外抓捕效果?我们注意到,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对于发自中国的红色通缉令会给予较大的重视,甚至允许中国执法人员入境与该国开展联合执法,这基于两国友好关系及长期的司法合作。这在高度重视程序正当性的欧美国家是比较难做到的。
 
  通常情况下,嫌疑人会在外逃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包括通过投资获得移民身份,或用假名字获得他国护照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同等享受当地公民福利,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红色通缉令使其犯罪信息通告于190个成员国,不仅有大头照,还写明外貌特征,有的还含有指纹信息和护照号码。这些信息使得外逃人员惧怕与所在国司法系统接触,不敢参加当地华人圈的社交活动,唯恐假身份被发现。
 
  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在美国躲藏时,其美国的房产涉及到很多税收问题,她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欠下了纽约市地税、停车场地税、环境控制委员会税收等十几项税费。一份由纽约最高法院发出的传唤文件,将杨秀珠列为主要被告。如果逾期不出庭,纽约政府部门可能通过信托基金机构将她的房产收益出售,来抵消她所欠税款。杨秀珠担心,一旦应诉其真实身份会暴露,其涉嫌非法移民及洗钱犯罪可能导致被遣送出境,因此选择离开美国前往荷兰。在荷兰的一次华人聚会中,其行踪被老乡发现并报警,最终被抓捕。
 
  在红色通缉令遍及全球的影响力下,境外并非是外逃人员的乐土。他们时刻担心行踪暴露,担心被警方抓捕。这样的心理弱点往往很容易被他人利用,包括黑社会分子的敲诈勒索,新合作伙伴的欺诈,甚至在人身受到伤害和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报案,无法运用当地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的处境,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逍遥自在。
 
  红色通缉令使得外逃人员的涉案犯罪信息迅速在全球范围传播,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反腐、洗钱,以及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红色通缉令必将在引渡外逃犯罪嫌疑人回国受审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简介:
 
  易胜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部主任。
 
  王馨仝,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刑事部跨国犯罪组组长。

作者:易胜华,王馨仝